和硕恭亲王是清朝的亲王世系名称，该世系第一位恭亲王为奕䜣（1833年—1898年），道光帝六子，咸丰帝异母弟。袭爵的恭亲王分别为溥伟、毓嶦。
洋务运动的倡导者
辛酉政变后，奕成为清廷中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。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，奕推动了洋务运动。在地方上，他重用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官僚。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工业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。并且，奕还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，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，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。他的努力，暂时挽救了清朝的危局，迎来同治中兴。
然而洋务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而是面临着重重的阻力。在清廷内部，存在一批顽固派，他们气焰非常嚣张，一些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，这是和慈禧的纵容分不开的。
后来，奕因受慈禧猜忌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。
轶事典故
字号别名
奕䜣为道光帝第六子，内称“六爷”，加之精于洋务，与西方人（清人鄙称为“鬼子”）接触较多，故得到“鬼子六”的称号 。又因他被封为恭亲王，故人因其王号称“恭邸” ；死后谥号“忠”，后世称“恭忠亲王” 。
锋芒太露
在与奕詝争夺储位的过程中，奕䜣才华横溢，聪明过人，骑射武功突出，深得道光帝喜爱，却过于锋芒毕露，不善于揣摩其心思。奕詝则在老师杜受田的教导下，投道光帝所好。 一日，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，奕䜣射得猎物最多，奕詝故意一箭不发。道光帝询问原因，奕詝回答：“正值春季，鸟兽生长繁殖之时，臣不忍伤生以违天和。”道光帝闻言大喜：“这真是帝王之言啊！” 道光末年，道光帝缠绵病榻，自思多年痼疾，将不久于此位。其时，奕詝伏地流涕，痛切异常，“帝（道光帝）大悦，谓皇四子仁孝” [53]。自此“储位遂定”，奕䜣失去了皇位继承权。
恭宝互谑
奕䜣与宝鋆同在中枢供职时，也有一些趣事。据何刚德《春明梦录》载，一日，宝鋆临近散值时如厕，归来时奕䜣还在等他。见面后，奕䜣便笑问道：“往何处撇宝去？”“撇宝”二字，是当时北京对如厕的谑称。宝鋆针锋相对，答道：“那（哪）里，是出恭。”又一日，奕䜣从太庙出来，指着庙碑下的赑屃，对宝鋆说：“汝看这个宝贝。”宝鋆字佩蘅，“贝、佩”音近，奕䜣以此为戏。结果宝鋆应答道：“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。”此处不仅用了既有的“龙生九子”的典故，而且奕䜣正是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之一。 [29]何刚德认为，当时枢臣见面闲谈时，多掺杂以此类玩笑话，用意在于担心一旦在闲谈中说到正事，会导致泄露机要，并认为这也是古人“不言温室树”的用意所在。
父子仇隙
奕䜣的长子载澄品行恶劣，深为其父所恶。据《清代野记》载：奕䜣听说载澄患病时，不但不悲，反而大喜，每天都盼着他死去，所谓请医开药，不过是掩人耳目。很久后，载澄病危，左右侍从把这个消息告诉奕䜣，奕䜣说：“姑且念在父子一场，去为他送终是可以的。”等到进了载澄的卧室，见他侧身卧在南坑上，已经气息微弱，但房中的人都穿着黑绉绸作的衣服，用白丝线在衣身上绣满蝴蝶。奕䜣一见，大怒道：“就为这一身匪衣，（载澄）早就该死了。”头也不回地离开。载澄于是气绝身亡。
藏书故实
奕䜣藏书颇富，恭王府有藏书楼多处，主要有“多福轩”“乐道堂”“正谊书屋”“庆宜堂”等，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，如宋板《文苑英华》《文章正宗》《柳柳州全集》《春秋左氏传》《韩昌黎集》《柳河东集》《艺文类聚》《翰墨大全》《王临川集》《东都事略》《文选》等有39部，其中，宋板《文选》《埤雅》各有两部。有《多福轩书目》2册，著录藏书近2000种；《乐道堂书目》1册，著录各处所藏零星之本，精品为多。书画最为精粹，唐、宋、元、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有数十幅，如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唐代的韩干《马图》；元代赵孟頫、倪瓒等人的画作有数张。进入民国后，所藏古籍书画相继流散，由于索价甚高，国内购买者不能全部购下，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购去。部分藏书画印章为“恭邸藏书”“锡晋斋印”“恭王府珍藏书画”“清心斋赏读”“韬华馆”“宝约楼秘藏”等。
恭王遗言
· 反对康梁“改革”
在奕䜣病重期间，慈禧太后、光绪帝频繁慰问，并就他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探讨。据胡思敬著《戊戌履霜录》记载，奕䜣在临终前曾告诫光绪帝：“闻有广东举人（指康有为、梁启超）主张变法，当慎重，不可轻任小人。”高层密谈，不大可能被泄露给位卑言轻的胡思敬。但关于奕䜣反康梁“改革”的说法还是流传甚广。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后人得知，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、作用，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。戊戌变法进行的过于操切，确实将大量官员，无论改革者、保守者，都推到了这场所谓“改革”的对立面。这或许是奕䜣之至死反对如此“改革”的原因。不仅是奕䜣，当时包括李鸿章、张之洞、刘坤一在内的重臣，大多也与这场“改革”保持了相当的距离。
· 打倒”翁同龢
在提醒光绪要警惕“小人”之外，奕䜣还有道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：打倒翁同龢。这一记载的来源是《申报》。奕䜣死后一个月，《申报》发表报道称，奕䜣重病期间，光绪帝前来探视，询以朝中人物，谁可大用？奕䜣首先提到了李鸿章，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（“合肥相国积毁销骨”），一时难以重用，因此，奕䜣认为中央只有荣禄、地方上只有张之洞、裕禄三人“可任艰危”。光绪帝专门问奕䜣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、户部尚书翁同龢，奕䜣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：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，“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”。奕䜣去世后不久，翁同龢便被革职，永不叙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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